郑彩、黄斌卿等人被擒对于浙东政权而言算是解决了一大内部隐患，稳住了一万四千多所部士卒之后，郑彩和他的弟弟郑联被押送给郑成功那里，毕竟是他们郑氏的人。
黄斌卿则被软禁了起来，听候肇庆方面的发落。
军队得到整合之后，新一轮敌后斗争也开始了，有了肇庆方面源源不断的粮食、银饷、武器支援，舟山的明军没了后顾之忧。
他们选择和郑成功的海军相配合，在浙南山区临海州县打开突破口。
对于未来的战略方针，吴王麾下文武商议一通，觉得还是得在岸上建立一个稳固根据地，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一旦被封锁就会变成海外的孤魂野鬼。
最终，张煌言自告奋勇，王翊决定一起去配合他，二人选择带上一两千精锐，通过锦衣卫的关系网，联系当地还在抵抗的义军武装。
对于这种可以牵制破坏清军后方的事情，锦衣卫当然义不容辞，并且他们也想靠这个突破口打开江南地下工作的局面。
朱之瑜手持一根用竹子做的简易拐杖，走在山路上，身后上千明军将士轻装简从，在山路中绵延不绝。
这里是温州府与台州府的交界地，称为北雁荡山，后世常常称之为“东南第一山”，“寰中绝胜”。
在江浙地区，温州和台州是温暖富庶的江淮平原下一个例外，因为这两个府的海岸线极其复杂、支离破碎，船只很容易就能藏起来或是隐蔽登陆，故而当初倭寇劫掠江南时，最喜欢从这里登陆。
除此之外，丘陵密布、山势崎岖的地形也让兵力的隐蔽和埋伏变得容易，在郑成功的舰队掩护下，两千多精锐明军成功从玉环、温岭各地悄悄登陆，在北雁荡山东部集结。
这是当年倭寇的战术，用战船掩护，部队分为小股各地登陆，而后在山区集结后劫掠州县。
但明军的目标并非是劫掠各地州县，他们的目标是处州、温州、台州三府交界之地，这里是仙都山的余脉，没有大的县城，是天赐的绝佳根据地。
与此同时，锦衣卫联络了周边府县打算参与反清的士绅，其中温州的本地豪绅周氏支持最大，其人本就是走私海贸起家，满清海禁严苛，让他十分痛恨，几乎散尽家财，还将自己家的工人、仆人武装了起来，也有七八百人。
负责前往浙南开拓的明军领导人为张煌言、王翊，朱之瑜是王翊的部下，故而此次一同出发，原本王翊是劝他留在舟山的，他们二人不仅是上下级，同样也是好友，后世历史上王翊抗清牺牲于中秋之日，朱舜水逃亡日本后，从此不再过中秋节，乃至于王翊这个中国历史上并不知名的历史人物，在日本倒是有不少人知道。
不过朱之瑜还是坚持要一同前往，他原本是浙江余姚人氏，自抗清以来，已经几年未曾回乡了，这次只希望一举收复江南。
当然，在历史上，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了，直到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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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儿子出生后，朱由榔的心情一直都很不错，各项事宜都在计划之内向好发展，明军的扩军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中军、前军、左军全部扩充至七师，其中中军主要在两广征募，而左军则主要在云贵征兵，前军直接将川东的抗清力量收编为第六师，而后再于湖广征募组建第七师。
为了不影响战斗力，新组建的军队采取和老部队打散穿插安置的方式，许多将佐也因此升了官。
除了军队以外，海贸方面也处在快速发展当中，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迅速繁荣起来，仅仅土地租赁金每年就有近两百万，再加上关税、商税，铁定是破千万了。
之前张同敞提出的国债问题也已经开始着手，现以农业建设的名义发一波，数量也不大，也就几十万两，主要是为了试试水，建立信用。如果一切顺利，届时就可以发行真正的战争国债。
“这些东西可以分派给民间制作嘛，由朝廷出钱下订单，届时派出官员验货就行。”
朱由榔拿着一封奏折对陈子壮道
随着军队规模扩大，且一步步走向正规化，除了武器以外，士兵的衣物、日用品等等也是一个巨大的生产链。
工部请求再新建几个工厂，用于制作这些杂物，但朱由榔罕见的驳回了。
他的意见很简单，这些技术含量不高，通用性极强，规模不小的生产，完全可以承包给民营的工坊和百姓。
朱由榔这个打算不仅只是出于省事，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作为一名后世大学生，他明白，所谓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朝廷建几个工厂、开几个港口就能解决问题的。
否则满清的洋务运动怎么没有成功啊？
不就是因为那种所谓的“官督商办”无法激发真正的资产阶级对利润的内生动力嘛，他想要真正的将大明改造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国家，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新兴阶级。
而这些订单，就是最初步的尝试。
陈子壮是很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对于这种将军队所用后勤物资托付给“唯利是图”的商贾，实在是不放心。
“陛下，若是交与民间制造，一来难以监督，恐有粗制滥造之嫌，其次，也难免会出现官商勾结的可能啊。”
陈子壮的担忧不无道理，当年志愿军出征朝鲜时，都有收到过黑心资本家制造的假冒伪劣药品的记录，何况于明清之际？至于官商勾结，这玩意后世都无法根治，何况现在。
对于第一点，朱由榔的解决方法还是学习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先进经验。
其一，让都察院设立专门部门用于质量检查，之所以设在都察院无非工部，就是预防串联。
除此之外，建立一个初步的“合同机制”，即交付订单时朝廷和商家签订合同，交付三分之一的定金，完成检验无误后交付全款，但如果质量不达标，那商家不仅要退回定金，还要交付双倍赔偿，如果造成了恶劣影响，还得治罪。
当然，现在这个合同制度还太粗糙了些，比如官员如果利用这个检验的权利，向商家索贿甚至故意诬陷怎么办？商家和官员勾结，故意拿皮包公司申请订单，然后卷走订金跑路怎么办？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却困难的问题，但事情总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做了。
朱由榔只能尽量小心谨慎，将初步规模控制在小范围内，并且花大力气监视，以保证不出幺蛾子。
日后就可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慢慢完善出一部真正的《合同法》，发展嘛，哪有不交学费的？哪怕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只要能控制在小范围内，慢慢的完善也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乎，第一批涉及棉被、衣物、鞋袜等等十多种军队所需日用品的项目在广州发布招标。
最后经过十余日的角逐，四十多张订单，总计约十五万两白银，这对于每年数百万两的军费而言只是个小数字，但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尝试。
所需产品中，以被服最多，于是珠江两岸，不少手工被服厂建立了起来，那些个商家们都不是蠢人，他们敏锐的商业目光很快就发现，隔壁工部厂子里那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效率比传统手工业高多了。这种“分工负责制”的流水线生产很快也被搬到了这些新建的被服工坊中。
虽然没有蒸汽机、没有纺纱机，但从那人声鼎沸的工坊中，大工业的气息已然开始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