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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营编制事宜在政事堂不过一个小插曲,苏辙不扯个闲聊家常出来,大家都不好说起来。更有可能无从知晓。

政事堂需要商议的西北一带的形势,西北几路都受到了侵扰,几乎都有损失,这是这十多年最大的一场被动作战。

这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司马相公当年认为战事最频繁的几个寨子弃掉,以诚促和,显泱泱大国的胸怀,那些寨子又的确花费了最大比例的军费开支。却从来没去认真想想为什么那里战事最频繁最激烈?无他,战略重地,军事关键所在!也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把这些地方弃掉,意味着门户大开,战争不停下来,那就只能在更多的地方堵。

大宋朝旧党的政事堂现在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这场战事连旧党最后的一点遮羞布,节约开支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一场这种战事下来,大宋的户部发现所耗开支同样也大。

至于那些大国胸怀的场面话,更是没人再提。西夏已经用了一场实际行动狠狠的打在所有人的脸上,这可不是一场边境冲突。这是有预谋的南下劫掠,这么多州在差不多的时间点上,同时遇到侵扰。

政事堂得到的结论不会是战略错误,战略是不能有错的,那意味着一大堆人的倒台。那只能是前方各路各州府指挥存在问题,还好,这个时候的政事堂也会要脸面,没有去说具体哪里有错误,路的设置有些问题,不利于作战。

大宋朝这时候的地方行政体系设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宋朝有路、州、县三级地方体系,路的作用是非常不明显的,这也是当年唐末地方割据给大家的心理创伤。还是设置以战为主的路,协调指挥前方战事。这绕过了整体战略失误的事实,只是前线各州府之间没有了统一协调指挥。既然没打好,那就重新整合一下前方州府。

大宋调整环庆路,统领庆州、环州、保安军、定边军、怀德军、镇戎军。章楶以直龙图阁出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庆州。

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军政大权,这在宋朝地方体系已是最大。经略安抚使这个差使没有固定品衔,是个差遣,但最低是从三品,因为它一般以直学士一级以上充任。充任这个词隐然有点临时的意味,大宋朝从来不允许有一点地方割据的可能。

章楶挂的这个龙图阁直学士恰好达最低要求。至于薪水吗?龙图阁直学士、经略使、安抚使、知庆州,头衔一加妥妥的高薪人士。

这个任命是值得商榷的,章楶在朝廷中枢只有短暂的中层官员经历,其他时候都在地方调来调去,他之前还没有行过武事,这个时候调去守边疆,实在说不上好事,下一次出事那是得担责的。

其实这也说明旧党的大方略是没有变的,要是想真的和西夏来一场,那就应该是朝堂旧党大佬调派北方了,从资源调配,压制地方势力,各方面都会更好,而且这个环庆路地盘也太小。(史实还要小点)

章楶作为章惇的族兄,南方章家,他天然就被打上新党的标签,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党中坚,倒不是他反对新法,而是他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为官,很多这类官员也参与不到朝廷用什么法度上,想冒尖的那些人除外,更多的还是兢兢业业做着自己的事。

政事堂的大事往往就在于必须考虑事情本身,也要有里面的政治考量。这么算章楶还真是很合适的人选。你看,章楶半个新党人,这次成为帅臣算提拔,至于那个位置好不好做,做不做得到,那看你本事。反正没必要弄个旧党中坚去填坑。

章楶,进士及第,贡举第一名,初次行武事,时年六十五岁,经略安抚陕西一路,是为帅臣。(很想写的一个人物,他比起朝堂大佬,更不该被埋没。)

……

潘易岭带回好消息的时候,后院几个女子还在垂泪哀伤,他实在有些受不得,这段日子不好过,也就春梅能陪着她。

政事堂的情况已经传出来,大家讨论的是章楶这个任命,至于杨元奇那点破事,谁有心绪管。

潘易岭清楚太后最后的那句话其实已确定事情的走向,王岩叟不会认为这时候他要还拖着,其他大佬不会把这事再捅一捅。

潘易岭说:“行了,你们给你们相公写封信吧,让他先一边准备着。别在我这个院子哭了,你们去下杨家还是云良阁住几天都好。我手里还一堆事。”

潘金莲一听:“事情办下了?”

潘易岭摆手道:“办了办了,应该差不多的。”

潘金莲也不再骚扰自己的父亲,拉着李师师就往云良阁去。

潘易岭说一堆事是真的有一堆事,开封府前段时间起了把火,是府衙,现在大家都在收拾残局。这个时候李之纯还走了,新的府尹马上到位,更是让开封府衙多了份忙乱。

李之纯这次躲不过去,出知成都,加了个直学士头衔,工资没怎么扣,人外放了。

这个职位苏辙花了力气的,把他弄去自己的家乡,好好建设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一系是认可李之纯能力的,要不就不会把他丢成都去。换个新党人碰上这事,直接打翻到地底,唾沫星子都能把他喷死。

大宋朝有没有党?真有!蜀党算不算党,应该算。只是这些政治人物,因为嘴上说着党的不存在,更让大家盘根错节,难以明确区分罢了。

苏辙对李之纯寄予厚望,他走得时候,还建议他教育、引导当地人们学习礼仪等道德规范,让巴蜀子弟更加向上。“民习礼义,易与为善,难与为非”。

事实,当苏轼离开开封,有心淡出政治。苏辙就自然而然成为蜀党的党团领袖。有没有这个党,自在心中。

后世苏轼最终赢下那个时代,不仅因为诗词文章,他实在是最先放下的一个人。他从那个时候就被人认为乐天派,豁达人。这里得排开范纯仁这类人,因为他不曾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