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怀和两江的核心要员们，原本是想借日本之手削弱大清的实力，并利用这场战争谋取重利。
虽然计划得很好，可战争的进程，还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在这场战事刚刚爆发时，两江方面和泰西列强一样，皆以为大清和北洋不会轻易落败，至少也可以在朝鲜战至来年。
因此，当战端开启之后，陈济怀等人并未着急，而是按部就班的，在暗中进行着预备。
可是谁料他们竟然走了眼，北洋陆海军主力，仅仅不到两个月便相继遭受重创，兵败如山倒般的丢弃了整个朝鲜，龟缩不再进取。
与大跌眼镜的列强们相比，两江对此更是措手不及。
此时，陈济怀等人在自我审视后才发觉，两江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还差得很多，不禁暗恨清军是如此无能，才让他们如此被动。
为了扭转局面，他们只得提前出兵济州，震慑并限制住日本的行动。同时，想尽办法鼓动北洋再战。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将战事暂时控制在局部范围内，以为自己争取时间。而两江也利用这个短暂而宝贵的时期，加速了出兵的准备。
清军的战力和战斗意识属实是有限，此后也不过在边境线上又多撑了两个月，便又濒临全面崩溃。
在此期间，日军也出色的完成了两江赋予的“任务”。
看来，实在是不能再等下去了，是时候该出兵了。
于是，借着清廷发来的要求两江出援的上谕，陈济怀正式做出了同意答复。紧接着就开出了，内容丰富的出兵条件。
其中包括，大清兵事不振，几番国战皆是在两江出力后，方得宁息。此后莫若以此为成例，专以两江主责全国之防务。
由此，为了偿付两江备军资费，朝廷应从此彻底免除两江的岁献，超出之数则另行奏销。
山东和浙江两省的防务，从此应直接交予两江管辖，相干事务亦然。至于别省，两江若有需求设置基地、兵站等项，可酌情自拟。
为将来边省有事时，可迅速调派兵员，两江应时当拥有陆水交通统理权限。为此，还应将全国勘查和筑路的权限，统交给两江。
由两江相应组办各专项公司，负责上述矿务和铁路等的建设与经营等务。各公司在前期募资时，由朝廷提供担保。
所得利润，三成交户部，三成归两江。余下由公司负责支配，或偿付本息，或分予地方，或留存自用。
还有其他各项等等。
而且，陈济怀还提出，此番由朝鲜之事引发战端。因朝廷前期处置不佳，用兵不当，以至朝鲜尽丧，更危及本国。
因此，两江出兵之后，虽可外压日本，内守疆土，但终究大势已失，朝廷仍当择机议和，以求早日免除劳师伤民之苦，两江亦将力促少赔。
这些条件发出之后，不等清廷做出回复，陈济怀便命令防卫军兵出两江。同时下令，两江正式开启局部动员，各后备师旅应尽快补齐员额。
两江也将出兵的讯息，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日本。
并告知其，可以开始筹划与大清和谈的各项准备了。以及为了进行配合，应在前线再给清军施加适当的压力。
防卫军此番出兵，主要分成三路，并以陆军为主展开行动。
其中两路在北方。一路沿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北上，随后跨过黄河进至德州一带。主力为两个师又一个骑兵师，近四万人。
另一路则为一个师又一个旅，以及海军陆战队两个联队，共近三万人。在海军的运送下，从胶州登陆，随后向北朝登州、烟台和威海一线进发。
防卫军在南方，布置了两个师的兵力，总计三万余人。这一路从宁国出发后，沿铁路进驻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地。
除了这三路大军之外，防卫军还在两江的西线做好了准备，可以随时向上游省份进军。海军也在相关海域和内河，展开了积极的行动。
面对两江开出的，如狮子开口般的条件，以及接踵而至的大举出兵，清廷措手不及，以至惶恐不安。
朝中对此也是议论纷纷，言官们激烈声讨，认为两江这是在趁火打劫，犯上作乱，欲图不轨。
而在私下里，许多官员和富商，则开始将家眷和财产，向异地转移。仿佛两江大军已经兵临京师城外，以至京中车价一时斗涨。
此后，随着两江先头军队止步于河间府南部，似乎并无继续北进之意，朝廷和京畿民间才略安定下来。
就在清廷为两江所提之事，究竟该如何应对，而争吵不休之际，前线战报也“很凑巧”的传入京中。
11至12月间，在朝鲜边境的日本陆军一改防御态势，主动向对岸的清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清军在鸭绿江一线屡次反击无效后，又遭此打击，迅速呈现全线溃败。
日军于是很轻易的就攻占了鸭绿江右岸各处要地，并扬言将继续深入，直捣京师，让大清皇帝“面缚乞降”。
日本海军，除了继续封锁围困威海的北洋舰队，还更加频繁的对大沽、北塘等地进行袭扰。并时常进至岸边实施炮击，摆出一副将要登陆的姿态。
内外受困的大清朝廷，此刻实在已是别无良策，于是降旨，全盘接受陈济怀所请，并要两江军队火速北上，以解京师之危。
防卫军陆军随后继续进发，相继进驻大沽、威海和烟台等地，并接管了各处的北洋军务。
海军舰队则开进渤海和辽东沿海，日本联合舰队也随即撤出这些海域。
12月中旬，两江外务司发出照会，建议日本与大清停战言和，日方宣布接受。
陈济怀于是上奏清廷，请简派亲贵王大臣为全权代表，与日本议和，两江则以重兵为后盾，足壮声势。
清廷中，尽管光绪皇帝等人不愿就此言和，但大势至此，只得屈从。又要求两江同派人参与和议，亦被陈济怀拒绝。
朝廷最终决定，派总理衙门的管理大臣庆郡王奕匡为全权代表，办事大臣张荫桓为副，赶赴釜山与日方展开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