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月起，十日倒有六七日在下雨。
二十日，韦才人生下一子，取名赵构，六月二十九日，进韦才人为婕妤。
五月十三，诏淑妃王氏为贵妃，特擢容妃段婧月为淑妃。七月一十一日，贤妃武氏逝世，十二月十八日，进婉容乔氏为贤妃。
六月，雨水日多，河水暴涨，赵佶甚为担心，责工部都水监疏导，然而河北、京西相继有河水决堤，酿成水灾。赵佶下诏，责成二府全力安排赈灾事宜，又从内藏库拨钱五十万缗、粮三十万石用于救济灾民。
七月初一，伊水、洛水两河河水溢出河道，形势愈发危急。京城街道积水盈尺，道路不通，出现内涝。赵佶责令开封府全力组织厢军、民夫疏导，又令殿前司派兵协助。
同时，赵佶下诏，责成廉访司与皇城司派员赴各地，查访赈灾中的贪赃枉法之事，若有发现，朝廷按律罪加三等处置。
八月，雨水已有减弱，各地灾情趋缓。初九，赵佶下诏，改皇城司为镇抚司，以武擒虎为指挥使，下设皇城司与南北衙，于各路设立分衙，纠举一切不法事，不隶台察，不属监司。皇城司仍沿旧职司，南衙监察诸路，北衙设河东路太原府，专司负责对西夏与北朝的刺谍与反刺谍之职。
对于皇城司的权责扩充，朝臣多有反对声音，但皇城司本就有探事之权责，以前虽然很少出京城探地方事，亦不是没有。况且赵佶打着西夏与北朝刺谍日益猖獗，朝廷一直打击不力，必须加强朝廷防范敌国刺探能力的幌子，从大义上占据了道理，朝臣们见官家依旧只让镇抚司负责侦讯、缉捕，审判之权仍归地方与大理寺，且牵涉朝廷官员之案，镇抚司须得廉访司派员监察方能查办，最终都选择了默认。
八月初九，赵佶在改皇城司为镇抚司的同时，下诏于枢密院亦设谍报司，于各路经略府皆设分衙，负责刺探敌情，原有边境各州负责刺察的安抚司由谍报司统一辖治。初十，赵佶再次下诏，在对敌国与叛军的情报刺探中殉职与立功人员厚加怃恤、提格重赏。
十三日，朝廷下诏，正式废除阵图定制，授统兵之将临战自决之权。
其时三国鼎立争锋，刺谍活动频繁，然而宋朝从上到下对两国的情报战却一筹莫展。
文人集团治国，某些时候难免迂腐，纸上谈兵。比如，名传千古的苏洵、苏轼父子，如何看待谍情之战呢？苏洵说了，打仗，不要用间谍，那是诈术，你诈别人，别人也会诈你，所以只有坚持正道，才能打胜仗。至于如何知晓分析敌情，苏洵认为打仗堂堂正正，正面进攻就是。苏轼认为老爷子是对的，打仗要坚持廉、静、信三原则，批评孙子兵法带坏将领、破坏风气。
苏氏父子的观点也折射出北宋士大夫阶层对兵事一种普遍性的认识，也让宋朝在与辽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对抗中，吃足了苦头。
宋朝在战争中尽显大国风范，固定的阵型、将兵互不相知的配合，按照固定的进攻形式，不论对方如何，以不变的排兵布阵应万变。这样的战争方式自然不需要情报，不需要所谓的兵者诡道也。
当然，宋朝仍有许多有识之士推动着朝廷出台了许多防范措施，比如针对辽人喜欢以谍报为商旅、僧人前往宋朝，对商旅和僧人都有严格规定，象河北河东之地的僧人须为本地人，还得有人作保。朝廷为了防范间谍，不吝重赏，抓到一个赏钱三十万缗，若知情不报，家长斩首，全家皆罚。宋朝时，军方已经广泛使用字验(密码)传递军情机密。
然而种种，皆在于单纯的防守。太祖时，谍报能力甲天下，自武德司改名皇城司，也可看出朝廷上下已将谍报重心转入对内，除了军方与守边大臣，朝廷并不怎么重视对敌国的谍报工作。
宋朝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谍战，便是由军方大佬“种家军”开山人种世衡以连环离间计让西夏开国雄主李元昊最终除掉了夏国大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又以苦肉计将一名蕃将送入西夏枢密院，获取了大量军事机密。
然而，赵佶时至今日，思路渐渐清晰，万事谋则立，不谋则废，情报一事，必须走在诸事之前。知己知彼，才能坐于京城谋达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