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再次下诏，允各地上疏言事，指摘新政得失，又于垂拱殿开七日廷议，逐项辨论新政得失，为求公论，太师蔡京避居府中，官家赵佶暂不临朝，由当值起居舍人、起居郎悉予记录，报呈御览。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似乎都陷入了某种魔咒：不是昙花一现，就是反复无常。
这当然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也有历史底蕴的惯性带来的思想固化难以改变的缘故。前一条大家都懂，后一条举个简单的例子：清初的留辫与清末的去辫之争。
少年时代学历史，说王安石变法因太过超前，触动守旧派与反对派的利益，没有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才失败，也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又有人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在于王安石变法与新党，所谓变法，实质为与民争利，初衷为解决三冗问题，最后反而让冗官冗费问题更为严重，百姓也负担更重。南宋一朝君臣主流观点均如此，而后世历史学者汪圣铎等人更直言，王安石这种人只是“财臣，聚敛之臣”，谈不上改革家。
赵佶对经济学一知半解，不过些皮毛罢了，而且在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守旧思想严重的社会，突然开展大刀阔虎甚至是超前的改革，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仅靠极个别的人来推动一场引发深刻社会变革的改革，就便是在后来君主独断专制的明朝都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更遑论君权大受限制的宋朝。
现实就是现实，靠着一点经济常识就幻想能在宋朝旦夕之间大展宏图，不过痴人说梦罢了。
平稳的政治是什么？说穿了，无非就是各个利益体通过不断的调整与交换到达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需要多次反复才能达到。
在和平时期，要骤然进行一场巨大的利益再分配而不引发动荡，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旦与大多数官员走到对立面，不说明面上的反对，单单阳奉阴违之下，政令能否畅通，会有几分效果？
历史上，为什么往往朝代新立，政治清明，民众安乐。那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烂了，既得利益集团不复存在，蛋糕可以重分。统治者为了保住分蛋糕的权力，自然要考虑方方面面，大鱼小鱼虾米都有得吃。
人性是贪婪的，所以有权力分蛋糕的人会不断伸出触手去拨弄别人的蛋糕，然而蛋糕只有那么大，皇帝的不能动，甚至还要多占，那只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但大鱼又不能将小鱼吃光，因为小鱼也有分蛋糕的权力，所以大家只能去吃没有分配权的虾米。虾米走投无路，只好掀桌子。
历史便是这样的周而复始。
太平盛世之时，在虾米还有活路之前，虾米不会去掀桌子，皇帝只要能稳住最大的蛋糕，肯定只会想稳住这个蛋糕别被人掀了桌子。看着有人想掀桌子，就得想办法匀点蛋糕过去稳住，这便是改革。但你去分别人手中蛋糕，别人自然不乐意，分得少，想着你是皇帝也就忍了。你下手太重，尽管你手中有刀子，别人就会跟你说：别太过了。软硬你都不听，那对不起，别人在桌边直接飞脚掀桌子，大家都别吃了。
南宋君臣为什么会认为王安石变法、新党葬送了北宋？其实很简单，王安石变法是将天下财富聚于国库，又稍让利于虾米，从大鱼小鱼手中抢蛋糕，结果大鱼小鱼都不干了，不仅多抢了虾米的，还合伙将王安石分蛋糕的权力剥夺了，到了蔡京，纠集了一伙大鱼，去吃其他大鱼小鱼虾米，吃完再吐出来一点给一部分虾米(福利制度)，大鱼小鱼虾米自然不干，便掀了桌子(方腊起义)，结果蔡京是一伙大鱼，没掀成。在掀桌子的过程中，外面的鱼发现这群大鱼与自己一比，不过是群草鱼罢了，便跑过来抢了蛋糕就跑(方腊起义之时，因镇压起义，宋未按约定攻辽，以及其后一系列事件，让金看穿大宋虚有其表，始有靖康之变)。
赵佶最近一直在认真研究过王安石变法，平心而论，便是放到后世看，也有一定科学性，而且国库财富增加明显。
但结果呢，旧党大肆攻击，地主官僚怨憎，而老百姓呢，对他全是谩骂，把自家养的猪唤作“王安石”，甚至持棍棒聚于驿站，准备“打杀了他，分而啖之”。
一句话，国富民穷，天怒人怨。
而后来的吕惠卿、章惇、蔡京、王黼，假托新法之名，又无王安石之德，只讲投机取巧，升官发财。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与新党反而葬送了北宋？从来到这里的第二天，赵佶便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
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一些，至少不要让历史悲剧发生，内政终究是绕不开的。
但这也是最难的，也是赵佶最头疼的，所以一拖再拖。
但还能拖多久呢？赵佶叹了口气，有些事总是要面对的。
虽然脑子里已经有了大致的想法，但毕竟要化为清晰的条理尚需时日。
所以他下诏，言者无罪，让天下人来辩。
七日廷议期间，赵佶于廷福殿相继召何执中、邓洵武、吴居厚、徐积、宗泽、张康国、沈畸、刘逵等人单独问事，又有郑贵妃奏请，官家圣人允准，宴赵居中于延福宫琼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