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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确是有过这样的替代品,海汉也曾与大明联手,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蛮夷。但满清早就今非昔比,自从被海汉堵死了向南侵袭的路线,其战争潜力就开始急剧萎缩了。

无法持续从大明和朝鲜掠得人员和物资,满清的国力根本就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只短短几年,就被海汉逼回了深山老林里,继续干农林渔猎的老本行维持生计。

之前在舟山论坛的活动中,岳仕宗也曾见到满清使者耿继茂出席,千里迢迢跑到舟山,所为不过是想替满清求一个出海通道而已。要是放在二十年前,根本不敢想象满清使者会如此低声下气求人办事。

如今的满清,地盘虽然面积不小,但所控制的地区全是地广人稀的北疆苦寒之地,治下人口仅仅几十万,别说跟海汉开战,恐怕是连海汉手下的小弟朝鲜都打不过了。

这样的满清,根本就不配再当海汉的对手,当然也不可能把海汉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岳仕宗悲哀地发现,除了自家和满清这个老对手之外,在海汉周边竟然已经找不出其他能够对其产生威胁的邻国了。

日本如今已陷入大规模内战,且交战双方都受到海汉间接控制,恐怕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都只能龟缩于岛内,忙着在国内自相残杀了。

而其他邻国几乎都是海汉的拥趸,更有安南、朝鲜这种以海汉盟友自居的忠犬,会不遗余力地协助海汉维持国际秩序,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国家对海汉反水。

报纸上说海汉在吕宋大区以南的地方正与西班牙人展开恶战,但岳仕宗觉得战场如此遥远,如无巨大利益,恐怕也难以吸引海汉后续再往那边投入大量兵力。

岳仕宗思来想去,最终发现这祸水东引之计看似出路,但实则还是难以解除大明的困局。因为当下就连有资格当海汉对手的国家,也已经所剩无几了。

“死局!死局啊!”

岳仕宗不甘心地仰头发出哀叹。如果海汉的爆兵就是为了对付大明,那恐怕大明两百多年的国祚真就要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岳仕宗在杭州绞尽脑汁想要为大明解困,但接下来又是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浇到他身上。

京城发来了八百里加急的密旨,岳仕宗打开一看,顿时气血上涌,差点晕过去。

原来南京那边受到海汉攻击的两县一州,不仅是向附近地区和杭州使馆发了求救信号,而且还将此事奏报了京城。

但从两县一州送往京城的求救信,以及后续的战果,几乎是前后脚送进宫里。明廷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反应,南边求救的几处地方就已经易主了。

而崇祯帝认为此事除了这些地区防守不力之外,驻杭州的大使馆也脱不了干系,在密旨中斥责岳仕宗对海汉的计划一无所知,完全没有提前预警,有失察之责。

但这个节骨眼上明廷也没法立刻派人替代岳仕宗,因此崇祯帝要求他将功赎罪,尽快弄清海汉的目的,并且务必要说服对方停止继续对大明发动进攻。

如果能让海汉签署一份新的停战协议,那么可以适当放宽条件,比如主动放弃对此次被占领地区的申索。

岳仕宗气的是明明自己在杭州尽心尽力做事,但朝廷那边却将失地之责算到了自己头上。而且看密旨中的语气,如果这后续的事情没有处理好,甚至有可能会把自己当做替罪羊来处置。

朝廷没有将武力对抗作为第一选择,岳仕宗对此可以理解,但将调停战争的责任全押宝在自己一人身上,这让他实在有些失望。

如果凭外交手段就能消除海汉的野心,那大明真是白挨了这么多年的揍。用割地换取暂时的和平,这也是早就被证明行不通的事。

宋代苏洵所着的《六国论》有云: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如今大明就是正在割地求和的小国,割得再多,也不可填满海汉的野心了。从执委会表现出的意图来看,海汉此时想要的又岂是长江边上这三瓜两枣,取代大明统治天下,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只是如果对朝廷说这种大实话,势必会惹恼想要继续粉饰太平的那些大人物。

说不定皇帝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岳仕宗又不禁想起之前去见朱子安的时候,对方也提到过,海汉其实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朝代更替,让大明能够体面地退场。

只是大明觉得自己还有些家底,尚有一搏之力,所以一直是抱着拖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说不定拖着拖着,海汉突然就自行解体了呢?

殊不知拖得越久,海汉积蓄的国力也越来越强,大明翻盘的几率只会越发微弱。至少在舟山论坛和日本九州见识过海汉强大的兵工制造能力之后,岳仕宗已经不再对朝廷所提出的“反攻海汉,恢复疆土”这类口号抱有信心了。

“那就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岳仕宗苦笑着收起了密旨,既然朝廷都不是那么在乎失土,自己又何必拼命。

至于如何敷衍上边,那可太容易操作了,反正海汉已经暂停了在南京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大可把这份功劳先揽到自己身上再说。争取到的缓冲时间,正好用来给自己计划一下今后的退路。

岳仕宗在杭州待得久了,也见过不少从大明跳槽到海汉任职的官员,而且只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大多都能得到海汉的任用。他自己虽然没打算要投效海汉,但从所知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在辞官之后定居于海汉获得庇护,这样就不必再担心会遭到明廷的治罪。

就在看完密旨的短短片刻工夫,岳仕宗的思想竟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或许他自己都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这样的转变也并非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些年里或早或晚,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大明官员作出了相似的决定,他只是又一个选择顺应时代发展的人而已。